按语10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开启对英国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不仅是中国国内，在英国乃至欧洲各界都对这次访问给予了高度 　　

说到帝国，人们常常想起的是罗马。罗马的辉煌塑造了欧洲文明，其漫长的衰落过程犹如落日余晖，令人惊叹。相比之下，作为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衰落多少显得有些沉闷。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个帝国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大陆帝国，承载了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东方阿拉伯文明的三大文明，并塑造了西方现代文明，共和、主权、混合宪法、自然法、万民法等等这些重要的现代政治概念都来源于罗马。

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形成的原动力并非文明的力量，而是商业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商业从兴起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英国的烙印，帝国的海洋性质，以至于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在十八世纪以来，成为欧洲思想家思考封建与资本主义、君主专制与宪政、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基础。

　　

正是这种海洋帝国的思维模式，使得大英帝国对于如何经营北美这片大陆殖民地缺乏经验，他们按照商业逻辑将北美作为攫取财富的对象，繁重的赋税导致了北美独立和大英 帝国的失败。帝国思想家柏克在反思北美政策的《美洲三书》中清晰地反映出了这种思路，即不是依赖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依赖商业利益和文化认同上的忠诚纽带进行遥控。

对于善用军事征服和法律治理的罗马帝国来说，这无疑是完全陌生的概念。而这种思路确被成功地运用到经营印度殖民地。帝国殖民者在这里不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手法，而且帝国将英女皇宣布为印度女王，这既树立了殖民地臣民政治效忠的对象，也利用帝国的优势在民主化的时代中成功地保留了君主体制。这不能不让我们佩服帝国政治家的智慧。

当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要数老牌工业国英国了，恩格斯专门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来宣传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毫无起色，倒是把欧洲大陆搞得神魂颠倒，其中一个秘密就在于通过宣布英女王为印度女王来凝聚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开拓海外殖民地。

　　

英国取得印度大陆，为其提供了一个建立大陆帝国的希望。有人建议帝国应当迁都德里，然后再殖民伊朗和中国西藏，这样就会取得地缘政治的大陆心脏地带，建立统治全球的帝国，这是英国一直染指中国西藏和云南的原因。然而，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贫瘠的大陆。

东印度大楼（EastIndiaHouse）

于是，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把海洋中邻近大陆的岛屿作为殖民的 对象，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个精明的商业策略，即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的商业关系，取得大陆上一切商业利益，但却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陆地殖民地的政治责任。

如果说大陆帝国征服之后要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但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毫无政治使命感和文明抱负，和恺撒、屋大维这些具有伟大文明抱负的罗马皇帝相比，丘吉尔、迪斯累利等帝国政治家充其量是精于打算、损人利己的可耻商人。

　　

大英帝国这种政治精明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是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那么能让帝国荣耀的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被迫撤退到主动撤退的转变。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与殖民地人民的对立，最终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的独立。而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就以退为进，通过主动撤退来 限度地保证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经济利益。

这就使“非殖民化”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将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 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就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局势许可，首先是让大陆实行自治，然后慢慢走向独立，至于沿海或小岛上的海港与商业中心，有可能的话，是稍后撤退，而且这些海港与商业中心的非殖民地化过程的模式则又与内陆的撤退不同。

对于内陆，英国在政治行政上，将会尽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岛的商港，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却是另有安排的。这特别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设法保住英国传统的利益，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传统利益着想，因为在这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些商港已经建立成了与内陆有相当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郑赤琰：《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一九八二年版，49—50页)

　　

因此，在政权移交的过程中，英国人绝不会突然把全部政权交出，而是采取逐渐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权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经济、劳工、教育、医疗等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当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再逐渐移交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权事务，从而保证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把持政权。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

　　

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使港英政府并没有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期限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港英政府的经济不干预政策说到底是乘机让英国人捞钱的政策。

因此，到“二战”期间，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已有百年，竟然没有获得港人的丝毫认同。“二战”中英国人抛下港人仓皇撤离，反而要中国军队(比如入缅作战的抗日军队)保护英国人。“二战”后英国人重返香港，为了获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杨慕琦(MarkYoung)于一九四六年提出了所谓的“杨慕琦计划”(Young’sPlan)，在市议会中增加一半的华人代表出任议员。其时，《联合国宪章》对自治领问题做出了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独立，英国开始考虑殖民撤退的问题。然而，这个符合帝国撤退步骤的改革计划提交到英国殖民地部后迟迟没有回应。

此时，香港问题已开始由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导，帝国政治家们正在密切 　　

一九六六年，港督戴麟趾(DavidTrench)又提出了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将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内政事务交由市政府负责，并选举产生适当数量的议员参与管理。但该计划最终搁浅，因为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使英国人深刻意识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会使香港左派进入政权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归中国。面对这种局势，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归还香港过程中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就是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使其与内地在身份认同上割裂开来，从而给香港回归制造困难。

　　

一九六七年二月，港英政府发表了“九龙骚乱调查报告书”，指出传统观念认为“香港仅是人和货物的转口港，人们在这里只工作一个时期即希望他徙”。这种“欠缺 性和无所归属的感觉”，使得青年人产生了不安全感。为此，报告书建议“鼓励他们认为香港是他们的家乡”，同时加强各种宗亲、街坊会的活动，建立一项“更为广阔的忠贞信念的基础”。

然而，和共产党交过手的大英帝国深深意识到，要增加港人对英国人统治的香港的归属感，单靠暴力镇压、“赢心洗脑”工程和“行政吸纳政治”并不能完全取得港人的忠诚，要与左派争取群众基础，就必须解决群众面临的社会问题。于是，港英政府一改“统而不治”的殖民传统，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制定了大量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尤其一九七一年麦理浩(MurrayMcLehose)出任港督后推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屋改革。

　　

香港土地属港英政府，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拍卖，由此导致香港地价飞涨，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随着香港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远远赶不上实际需求，据统计当时大约有近百万人居无定所，香港变成“流民社会”。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态，不可能认同香港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诚于港英政府。“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麦理浩深得其中奥妙，认为住房不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发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的、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

为此，他提出了“十年房屋计划”，计划到一九八二年用十年的时间为近一百八十万人提供住所，使港人不再觉得他们是流浪到香港的中国人，而是长久在香港生活下去的香港人。同时，麦理浩利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将普通市民组织到形形色色的地区咨询组织中，通过参与地区事务培养他们的归属感。

　　

因为历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赖贩卖鸦片起家，贪污腐败成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赖警察管治，警察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到了半公开化的程度。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以强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当性基础。为此，打击香港政府和社会的贪污腐败成为政府的首要目的。

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一九七四年成立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肃贪倡廉，成效卓著。这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获得了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由于廉政公署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大大强化了港督对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大大增加港英政府的效率。

　　

一九七九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香港的前途命运已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但没有公布一九九七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麦理浩意识到大英帝国从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启动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实施的撤退步骤，把代议制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自己统治自己。

如果说从“杨慕琦计划”开始，港英政府担心推行代议制会让香港左派势力乘虚而入，那么，经过麦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产阶级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也已出现。一九八○年六月六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同时，紧急修订了“国籍法”，防止港人将来涌入英国，大英帝国已做好了撤离的全部准备。

　　

“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看那，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退场》)“帝国诗人”吉卜林这首诗道尽了对大英帝国解体的伤感，而这伤感难以掩饰对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

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动力，而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它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以狭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

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以至于大英帝国的精心撤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的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以及香港问题，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国。然而，由于冷战背景，由于内地的“文革”，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可耻的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

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感觉到英国人的政治德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把政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操作，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

主权：政治的智慧与意志——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六

一九七七年，被港督任命为“经济多元化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立法局议员罗德丞开始思考关于香港地区前途的方案，因为对新界土地的开发涉及租约，他设想港府把新界土地租约续签到“九七”之后，造成英国继续租借的既成事实，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无论是不是与这个方案有关，两年后麦理浩访京确实提出了续签租约问题。这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他当即表示中国届时会收回香港。为此，他责令中央尽快组织力量研究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准备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叶九条”就发展为中央对港方针的“十二条”，“一国两制”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当时，中国的国际战略着眼于联合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抗苏联霸权，以便减轻北方大陆边境的军事压力，从南方发起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由于中美关系缓和，邓小平借机提出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还不在当时的决策视野中。然而，英国人提出续签新界土地租约，迫使他提前思考香港问题，把解决香港问题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范例。这种决策的转变加速了香港问题的提前解决，无疑不利于英国人，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从土地租约问题入手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假如按照“澳门模式”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

　　

其实，英国人当时选择在租约这个法律细节上偷步，是幻想着继续维持殖民统治。这种思路由于一九七九年撒切尔夫人的上台进一步强化。

　　

其时，冷战格局发生了有利于英美的转变：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全球抗议，中越战争和邓小平访美，使得“铁三角”不利于苏联;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则推行自由政策重振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上里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力图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而撒切尔夫人则通过马岛战役来重振大英帝国的雄风。然而，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遭到唾弃的时代里，撒切尔夫人必须为战争寻找新的理由：

撒切尔夫人英国历史上 位女首相

福纳克(即马岛——引者)的人民和英国的人民一样，是海岛民族……他们人数不多，但一样有权利过和平的日子，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决定他们想要效忠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英国式的，它们的效忠对象是英国皇室。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这些权利，这是英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女王陛下政府的责任。(《戴卓尔夫人回忆录》(上)，页)

　　

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中的这段演说的理论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觉”理论。这既是威尔逊的原则，也是列宁的原则。威尔逊和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强调受殖民地统治的民族从殖民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可实际上，威尔逊希望的是这些殖民地从西班牙、英、法、德这些老牌殖民主义者中解放出来，然后纳入到美国的保护体系中，比如拉美、东南亚就是如此。而俄国则把基于民族自决理论从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中独立出来的中亚诸国直接并入到苏联。撒切尔夫人再次启用民族自决理论，不过是为了改变大英帝国从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惨败以来似乎已注定日渐式微的命运，使英国重新获得信心。

正如撒切尔夫人在胜利后所言：“我们不再是个日薄西山的国家。我们已重新寻回自信…… 不要把这场胜利解释为回光返照，决不是这样——我们感到愉悦的是，英国已经重燃过去世世代代的耀眼光芒，而且近日的荣光绝不比过去逊色。英国已在南大西洋重寻自我定位，而从今以后，只有更加奋步向前，保持这份荣耀。”(同上，页)正是带着这份自信和傲慢，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旅程。

　　

和马岛一样，英国人在香港地区问题上也有一张政治牌，这要归功于麦理浩治港十多年的成就，香港精英阶层已认同了英国统治，开始抗拒回归。但英国政府很清楚，这张牌在香港无效，因为它没有实力与中国开战。

　　

不过，和马岛不同，英国人多了另外两张牌：三个国际条约的法理牌和香港地区已成了“生金蛋的鸡”的经济牌。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撒切尔夫人在与邓小平就香港前途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香港的繁荣问题，认为香港繁荣系于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而繁荣和信心系于英国的继续统治，中英双方只有在香港未来治权上达成协议，才能讨论主权问题。

表面上看，撒切尔夫人打的是经济牌，但其背后却隐含着法理牌，即主张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英国人合法地拥有对香港的主权，由此也拥有合法的治权，谈判的主题只能是“九七”之后新界的主权归属问题。由此，通过香港繁荣这个中国政府极其关心的问题，撒切尔夫人在主权与治权问题上建立了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为后来所谓的“主权换治权”的谈判思路做好了铺垫。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到来，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的准备。邓小平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对这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来说，马岛之战根本就算不上战争，大英帝国在马岛的胜利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他要面对的不是与英国人的军事较量，而是政治较量。这场被誉为是“铁娘子”与“钢汉子”的谈判往往被看做是主权意志的较量，但在我看来，这更多是政治智慧的较量，是话语主导权的较量。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能够对整体态势做出理性判断和审慎把握无疑是政治家的 美德，然而，如何能在这复杂形势中把握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从而把握话语的主导权，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正义或正当性之上，对政治家而言无疑是 的境界。政治的基础无疑是实力或者综合国力，且军事实力是决定性的手段。但政治之所以成为一种文明的行动，而非野蛮的暴力，就在于这种实力通常要以话语上的正当性表现出来，由于这种正当性或正义原则对野蛮的军事力量起到了相当大的遏制作用，这种话语力量也就被当前的学者们热炒为所谓的“软实力”。

因此，在政治较量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赢得了主动，谁掌握了对问题性质的定义权，也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邓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的强势不仅是政治意志，而且是他通过对谈判性质的定义，掌握着整个谈判过程的话语主导权。

　　

当撒切尔夫人经过对香港形势的理性评估，放弃了政治牌而打出经济牌时，已经用功利主义的利益计算取代了政治的正义原则。他们预期中国经济发展对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的依赖，至少会让中国在香港的治权上有所让步。确实，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对于内地的经济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而邓小平也常常被人们看做是实用主义者。这其实是对邓小平的巨大误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建立在正义基础上，因此对政治正当性的理论阐述和不断创建被看做是党的生命所在。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邓小平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在香港问题上，主权归属就是不可以用经济繁荣来交易的政治原则。因此，面对撒切尔夫人的香港经济繁荣论，邓小平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定义香港问题。他在谈话的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论“一国两制”》，香港三联书店二○○四年，1页)

　　

首先是主权，其次是治权， 是过渡。这是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完整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展示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它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了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香港繁荣问题。在他看来，香港问题的实质不是繁荣问题，而是主权归属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明确香港的主权是谁的，然后，这个主权者才有资格考虑如何维护香港繁荣。

换句话说，在邓小平的理论框架中，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香港主权属于中国，香港繁荣问题属于中国政府要考虑的，与英国人毫无关系，英国人应当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过渡的问题，这才是中英谈判的实质。

　　

正是从主权问题入手，中国政府就掌握了整个谈判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因为它直接回应撒切尔夫人假定的三个条约有效论。新中国成立后曾明确宣布三个不平等条约无效，并重申对香港、澳门拥有主权。一九 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正式声明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当年联合国大会将香港和澳门从“非殖民地化”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删除。这意味着香港的前途不可能独立，而只能回归中国。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主权话语无疑为谈判争取了政治主动权。当年，在中央内部讨论香港问题时，不少经济官员顾虑香港繁荣问题而对是否按期收回香港举棋不定，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发言中慷慨陈词，主张不按期收回香港就等于是李鸿章政府。这种主张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

　　

在与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中，他直接提到这个问题，显示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因此，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至于说如何保持香港繁荣问题。当时中央高层的经济官员，都存在类似“主权换治权”的想法，即主权归中国，让英国人继续管治。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机会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他的政治智慧就在于能够在原则与现实之间找到 的平衡点，既能满足左派主张的主权回归，也能满足右派主张的保持繁荣。

在他看来，香港繁荣不是由于英国人统治，而是由于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为此，他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模式来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维持香港资本主义的繁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批驳了香港繁荣论，打消英国人以香港作为“下金蛋的鸡”来要挟中国的企图：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同上，2—3页)

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未来。

香港回归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不能不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远见所折服。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既不是显示实力的粗暴，也不是鲁莽的冲动，更不是出于名留青史的政治虚荣心，而是出于成熟政治家对未来远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刚毅和决心。如果说，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霸道的一面，那不是在主权问题上，也不是在繁荣问题上，而是在最关键的过渡问题上。

　　

政治家的成熟就在于去除了任何虚幻的东西，无论盲目的迷信，还是天真的幻想。虽然当时中国与英美的关系很密切，但邓小平很清楚，在香港问题上，由于涉及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他们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必然会制造各种事端，威胁到香港顺利过渡。为此他明确告诉撒切尔夫人：

“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同上，3页)

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告诫撒切尔夫人：

“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同上，3页)

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

　　

这可以说是一种霸道，是在最关键时刻展现主权中最硬的一手，即诉诸武力，提前收回香港。在此，邓小平展现出支撑政治正当性或正义原则的主权意志，即对紧急状态的决断权。政治意志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准备，更不是鲁莽从事，而是对最坏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准备勇敢地承担。

当年，中国人正是准备好“打碎坛坛罐罐”，才勇敢地投入 ， 争取到 的结果。而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人也做好了香港发生动乱、提前出兵收回的最坏结果，才宣布收回香港，也争取到谈判的顺利进行和香港的回归顺利。为此，邓小平曾让国务院算笔账，香港每年给中国争取到多少外汇，如果香港出现问题，对国家的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

　　

“主权是国家 和 的权力。”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法学家博丹为主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帮助欧洲的世俗君主战胜了无所不能的教皇，建构了现代国家。也是这个定义，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主权，而且是人民主权。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这篇不到两千字的谈话，无疑是关于主权学说的经典文献。它在主权、治权与政权过渡之间建立了内在的理论关联，王道与霸道杂糅，展现了政治家 的德性：审慎的判断、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

在西方经典的主权学说中，主权就意味着现实的政治统治，可是在邓小平所阐述的主权理论中，中国虽然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并没有行使这种主权。这种与西方理论的背离恰恰展现了中国对主权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即区分了“主权权利”与“主权行使”两个概念。在中英谈判初期，通常采用的说法是“主权回归”。对此， 的国际法学家邵天任先生认为，香港的主权一直在中国，英国人从来没有拥有香港主权，所以不存在“主权回归”问题，而应该是“恢复行使主权”。

邓小平赞同这个说法，于是，“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后来就写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也正是这个原因，“联合声明”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因为中英双方没有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完全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宣布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既然英国人也同意这个声明，那就自然变成了“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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